政策加码，鄱阳湖生态补偿开启新阶段

 

江西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每逢候鸟迁徙季，近70万只候鸟如约而至，给湿地带来勃勃生机。

 

一湖清水、万鸟齐飞的背后，离不开持续发力的湿地保护举措。从常态化落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到推动沿湖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一场守护湿地生态功能的系统化工程正在鄱阳湖全面展开。

 

《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发实施，将为鄱阳湖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提供政策支撑，助力当地探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共赢的新路径。

 

 

湿地生态补偿实现人鸟和谐共生

 

“鄱湖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日，落时不见湖边草。”这首流传已久的赣地民谣，精准描绘出候鸟迁徙季鄱阳湖群鸟云集的壮丽画面。依托这一独特景观，地处鄱阳湖畔的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迎来一波又一波“生态流量”。

 

吴城镇又被称为“中国候鸟小镇”，每年冬季有数十万只候鸟来此越冬。清晨或黄昏，白鹤引颈长鸣，与东方白鹳、小天鹅、黑鹳等珍稀鸟类一同起舞，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鸟浪奇观。

 

随着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这里栖息繁衍，当地“候鸟经济”产业链悄然成形。吴城立足“人鸟共生”发展理念，精心策划科普研学、露营康养活动，同步升级民宿品质与特色餐饮服务。今年春节假期，吴城候鸟小镇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23.9万人次。不少村民开起了农家乐，每逢观鸟旺季，经营收入较平日大幅翻番。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这里清晰可见。

 

如今，候鸟数量的增长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可此前，候鸟一直是村民们的“心头大患”。

 

“水稻成熟季恰逢候鸟南归，一不留神稻田便会‘惨遭洗劫’。为保住收成，我们想尽办法赶鸟，比如放鞭炮、敲锣打鼓、扎稻草人……”谈及过往，农户张富根很是感慨。

 

为破解湖区“人鸟争食”矛盾，当地相关部门在了解情况后，对张富根等农户发放了湿地生态补偿资金。现在，为了让候鸟食物无忧、栖息安全，当地农户主动预留上千亩稻田作为它们的“食堂”。千亩稻田吸引了数千只白鹤驻足，场面颇为壮观。

 

南昌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专任教师江亚锋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江西的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推动了湖区群众从“赶鸟人”向“护鸟人”的角色转换，也让人与鸟的关系从“争食”走向了“共生”，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由此形成正向循环。

 

探索湿地生态保护补偿途径，建立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江西省一直在行动。

 

据了解，2014年以来，江西省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受损、补偿谁”原则，持续开展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并于2021年将两处国家重要湿地和环鄱阳湖县（市、区）纳入湿地生态保护补偿范围。截至2024年，江西累计投入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超3.75亿元，补偿受损农作物超1.09万公顷，实施社区生态修复和环境整治项目608个。在江亚锋看来，这些投入使湿地生态补偿效益不断显现。

 

生态向好的直接体现，是候鸟种群的“量质齐升”。白鹤，被誉为“鸟类活化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世纪80年代，科考队仅在湖区观测到百余只白鹤，如今白鹤种群数量已壮大到5000余只，鄱阳湖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鹤家园”。

 

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惊喜清单”持续扩容。2025年4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鹮首次现身鄱阳湖，6月成功繁殖2窝9只幼崽；时隔一年，彩鹮再次现身这片水域，成为鄱阳湖湿地生态改善的“活标尺”。

 

更为深刻的变化在于人心。在江西鄱阳湖守护候鸟40年的王小龙，今年退休后作为志愿者留守湖区。“我见证了候鸟种群不断壮大，很艰辛，却觉得很踏实。”如今，村民们彻底摒弃粗放式“靠湖吃湖”模式，纷纷化身生态卫士，主动巡护湿地、救护伤鸟已成风尚。

 

引金融活水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多年来，江西湿地生态补偿资金不仅用于直接补偿，还发挥了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江亚锋介绍，在补偿政策牵引下，社会资本参与打造了吴城候鸟小镇、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余干白鹤洲等一批观鸟体验地，同步带动了湿地生态旅游和自然教育，社会公众的保护意识随之增强。

 

从最初的试点到多种补偿模式的探索，从顶层设计到稳步推进，江西深入推进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江亚锋认为，生态补偿通过“政府兜底—金融赋能—产业创新”的链条，推动鄱阳湖区从“被动受补”转向“主动发展”，形成了3类典型模式。

 

第一类是观鸟经济：从“人鸟争食”到观鸟致富。鄱阳湖是全球最大的白鹤越冬栖息地，吴城依托补偿资金修复候鸟栖息地，引导渔民上岸开餐馆、当“鸟导”，推动“候鸟+研学+非遗+民宿”多业态融合，观鸟季已成为江西省生态旅游的一张名片。

 

第二类是退捕渔民转产转业：从捕鱼人到护渔员。鄱阳湖全面禁捕后，湖口县成立江豚巡护队，守护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在禁捕退捕前，巡护队队员都是湖上的捕鱼人，凭借对水情的熟悉，这些渔民被招募进江豚巡护队，成为“江豚卫士”。“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补偿资金并非简单‘买断’捕捞权，更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产业扶持、技能培训等妥善解决‘离湖不离水’的生计转型。”江亚锋说。

 

第三类是绿色种养：从单一产出到生态增值。余干县凭借其独特的地理条件，近年来大力推动“稻虾共养”，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显著提升了农业的整体效益。

 

产业模式创新离不开金融政策精准配套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打造“标准引领+信贷赋能+奖补联动”三位一体金融模式，精准引导金融资源投向鄱阳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推出湿地修复、候鸟食源农田改造、观鸟文旅等专项挂钩贷款，生态成效越好利率优惠越大。这一模式推动退捕渔民转型、湿地系统修复，构建起金融助力鄱阳湖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余干辣椒产业转型是金融赋能的典型案例。鄱阳湖广袤水域形成的温和小气候和肥沃的沙质土壤造就了余干辣椒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统筹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需求，2025年，中国银行余干支行累计向余干辣椒种植主体发放生物多样性保护挂钩贷款超1.4亿元。

 

在政策激励下，余干辣椒种植面积扩大了，单位面积化学肥料使用量却减少了，鄱阳湖水体和周边土壤有机质显著改善。同时，贴上“生态”标签的余干辣椒备受市场欢迎，农户亩均收入达到常规种植的1.8倍，形成生态改善、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的良性市场循环。

 

 

从损失性补偿向发展性赋能转型

 

经过多年实践，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工作成效显著，但对照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总体要求，现阶段推进工作仍存在多重现实堵点与制度短板。

 

江亚锋分析，鄱阳湖湖区全域位于江西省，但其生态效益辐射安徽等下游省份，各省补偿标准有分歧、水量核算方法不统一，因而尚未签订跨省横向补偿协议。省级层面统筹的流域补偿资金规模可观，但重点湿地补偿资金分配细则透明度不足。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流域补偿、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均以财政投入为主，市场化渠道不畅。长江十年禁渔进入关键节点，部分退捕渔民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公益性岗位安置仅能实现基础兜底，从“稳得住”到“能致富”的产业支撑不足，退捕渔民长效保障机制仍需完善。

 

这些体制机制障碍长期制约着鄱阳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良性运作。近日印发的《方案》聚焦重点湖泊保护治理、巩固拓展重点流域补偿机制运行成效等任务，多项要求精准对接鄱阳湖区发展诉求，为破解其现实难题提供了坚实政策支撑。

 

在江亚锋看来，《方案》将鄱阳湖与太湖、洞庭湖并列，要求鼓励湖区范围内各省份研究签订生态保护合作协议；对长江干流提出建立统一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为长江中游唯一通江大型湖泊，鄱阳湖入江水环境将面临更严格的考核标准，但同时也为争取财政补偿资金提供了更充分的政策依据。

 

“《方案》突破‘唯水质论’，将水量、水生态指标等纳入补偿要素，对鄱阳湖这类季节性吞吐型湖泊意义重大。”江亚锋解释道，枯水期延长、碟形湖干涸、候鸟食源紧张等问题的根源在于水文情势变化，而非单纯水质变差。同时，《方案》提出推动补偿协议由短期向长期转变，能够有效化解江西省内部分流域补偿协议期限偏短等问题。

 

此外，《方案》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明确提出研究出台自然保护地价值实现准入清单，在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划定适当区域推动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科考科普等融合发展，支持原住民和周边居民、企业等规范开展生产生活活动。“这为吴城候鸟小镇、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等先行探索提供了制度保障，将推动生态补偿从损失性补偿向发展性赋能转型。”江亚锋说。

 

结合《方案》落地实施要求与鄱阳湖湿地保护实际，江亚峰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推动跨省协商机制落地，由江西省牵头，与安徽等省份围绕补偿标准、水量核算方法、协议期限等核心议题启动实质性协商，加快签订跨省生态保护合作协议；二是细化流域横向补偿资金分配规则，提高补偿资金分配透明度；三是拓宽市场化生态补偿渠道，加快编制本地湿地碳汇方法学，推动碳排放权、用水权交易实质性落地，扩大湿地银行试点范围；四是健全退捕渔民长效保障体系，将渔民转产转业纳入生态补偿与产业扶持的统筹框架，推动扶持方式从短期财政输血转向可持续产业造血。

来源：《环球经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