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血防精神看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原点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深刻论断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命题。干事创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应当是造福人民，而非谋求个人升迁得失。

基层干部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群众感知治理温度的“第一扇窗口”，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关乎事业发展的根基。在江西鹰潭，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血防斗争历史，以质朴厚重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的深刻内涵。

一、历史回望：血防斗争尽显“为民”初心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血吸虫病肆虐各地，鹰潭余江受害尤深。疫病造成2.9万人丧生，42个村庄沦为废墟。当地流传的民谣“蓝天畈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二人扛，不好一人驮”“头年做新娘，没过几年守空房”，字字记录下瘟魔横行下的民生苦难。

1954年，李俊九主政余江，目睹群众饱受“大肚子病”折磨的惨状。他深入乡村走访调研，真切体察百姓遭遇的深重苦难，深切意识到疫情带来的严峻危机。面对满目疮痍的乡土，他立下誓言：“共产党交我一方印，誓为百姓造一方福！”这句铿锵承诺，道出基层干部政绩观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福祉为根本。1955年，李俊九提出全县两年内消灭血吸虫病，比原定时间提前五年。这并非脱离实际的空谈冒进，更不是追求表面亮眼的政绩冲动，而是立足群众疾苦作出的务实抉择，真正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1958年，余江在全国率先以县为单位消灭血吸虫病，树立起全国血防战线的“第一面红旗”，孕育出“战天斗地、敢为人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血防精神。血防精神的内核，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回望这段峥嵘岁月，李俊九的抉择为基层干部树立了鲜明标杆：为民造福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检验一切政绩的最高标尺。

二、当代镜鉴：基层干部面临的政绩观考题

步入新时代，基层干部面对的政绩观考验愈发复杂。不再是过去肉眼可见的生死危机，却时常遭遇“温水煮青蛙”式的思想侵蚀。当显绩与潜绩相互交织，当短平快的亮点工程和周期漫长的民生基础工作摆在面前，政绩观的偏差，往往就潜藏在一次次权衡取舍之中。

一方面，考核评价层层传导，少数干部滋生“数据焦虑”，把报表上的漂亮数字等同于工作实绩，将台账留痕的完备等同于群众的真实满意。有的热衷于盆景式调研，走马观花浮于表面；有的擅长文字包装，却对田间地头的群众呼声置若罔闻；有的甘当工作“二传手”，文件一转了之、会议一开了之，把“做了”当成“做好了”，把“部署了”等同于“落实了”。这种重留痕、轻留心，重考核、轻口碑的惯性思维，正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表现。

另一方面，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急难险重任务接踵而至，群众诉求多元多样。高压履职的现实环境下，正确政绩观绝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守成，而是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的实干追求。干事创业，既要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这就要求基层干部既要善于“治已病”，像当年余江灭螺那样雷厉风行，第一时间化解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更要学会“治未病”，立足长远布局民生根基，涵养发展后劲，不因见效缓慢而回避绕开。

回望血防斗争的历史，李俊九的可贵，不只是敢立下提前灭螺的目标，更在于始终把百姓能否生存、能否过上好日子作为唯一决策标尺。这份标尺，不以领导关注为刻度，不以材料包装为砝码，只以群众愁盼为基准。立场站稳人民，为政才有根基；立场发生偏移，干事创业便失去立身之本。

今天的基层干部，虽不再面对疫病肆虐的严峻考验，但乡村振兴的硬骨头、基层治理的精细活、群众增收的持久战，无一不是新时代的“血防之战”。每一项攻坚任务，都需要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涵养“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迎难而上、久久为功。

校准政绩观的定盘星，归根结底，是把为民造福从思想认同转化为行动自觉。基层干部应当时常叩问内心：这项决策，群众是否真正受益？这份投入，群众是否真正满意？这份成绩，离开之后能否持续发挥效用？唯有把群众期盼作为施政所向，把群众口碑当作工作成色，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考验中坚守初心、答好时代考卷，让宝贵的血防精神，在阡陌乡野、民生一线代代传承、熠熠生辉。（刘劼）